《文化的困境》詹姆士·克里弗德

1977年秋天，美国波士顿联邦法庭，一群住在梅斯皮“鳕鱼角的印地安城镇”的万帕诺格（Wampanoag）印地安人后裔，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，被要求在法庭上证明他们的族群身份。这群在现代被标记为麻州公民的美国原住民，被要求证明他们的部落自17世纪起便已存在，并持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。然而，这群印地安人的生活早已与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国清教徒、麻州说着当地方言的居民，甚至其他美国原住民混合，产生极大的改变。

20世纪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，是否仍是17世纪同样的印地安人？或者我们该问的是，当涉及权利／力时，究竟该如何表达、或是突显所谓的族群特征？法庭上，除了印地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，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，也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庭作证。“部落”、“文化”、“身份”、“同化”、“族群”、“政治”以及“社群”等概念都同时被摆上法庭接受审理。

1930年代，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“非洲研究”，在当时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系主任马凌诺斯基的主导下，建制了这门学科自身知识体系的实践方式。自此之后，所有人类学研究者都被要求经过“田野工作”这种仪式般洗礼方能获得专业上的肯认：人类学家抱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“置身田野现场”，从而获得话语的职权，获得“在地者观点”的发言人身份，阐述一个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污染的部落本真性以及后续的“拯救”任务。

然而，这种研究方式也同时反映了这门学科始终存在的忧虑：面对科学有效性指标的担忧，以及殖民主义在伦理道德上的芥蒂。1980年代，美国诠释人类学将单向的“在地者观点”推展至在地者与人类学家双向共塑的“地方知识”，使得这种“追求本真性”的科学式命题获得解脱。民族志书写不再是单纯的记录誊写，而成为一项“编写”（fiction）的文本。“民族志真实”仅是部分的真实，同时彰显了权力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持续给出的矛盾。

作者简介：詹姆士·克里弗德（James Clifford，1945～）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ta Cruz）意识史系荣誉教授，于2011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（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）。克里弗德为当代人类学论述和文化反思重要学者之一，曾担任American Ethnologist、Cultural Anthropology、Museum Anthropology、Cultural Studies、Material Culture、Collaborative Anthropology等重要人类学期刊的编辑委员，研究观点包含人类学发展史、民族志田野工作、原住民研究、原民艺术、博物馆收藏与历史。除了《文化的困境》、《路径》、《复返》三部曲，尚著有：Person and Myth: Maurice Leenhardt in the Melanesian World（1982）、On the Edges of Anthropology（2003），并与马库斯（George Marcus）合编Writing Culture: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（1986）。